经济学动态-w66利来

利来国际登录首页 > > 稳定配置理论与中国医疗和高考招生改革
韩秀云
关键字:稳定配置 医疗 高考招生 改革

《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2期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

韩秀云

    内容提要: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沙普利和阿尔文·罗思,以表彰他们在稳定配置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方面的贡献。运用稳定配置理论发现,中国在医疗和高考招生领域里同样存在着匹配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沙普利和罗思理论的介绍,探讨在中国如何实现医疗和教育资源的有效匹配,以及如何高效地完成这些匹配、什么样的方法对什么组织最有效等问题,从而推动我国的医疗和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关键词:稳定配置 医疗 高考招生 改革


  一、引言

  2012年10月15日,基于在“稳定配置理论与市场设计实践”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和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罗思(alvin e. roth)。

  沙普利通过利用合作博弈理论研究和比较不同匹配的方法进行研究,确保配置的稳定性,在匹配过程中限制代理商动机的影响,从而保证匹配的双方不会被打扰,其还设计了盖尔-沙普利运算法则。沙普利的理论被罗思完善,罗思发现沙普利的理论能够阐述重要市场实践中的运作功能,并运用实验经济学和市场设计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问题,例如学生与学校的匹配、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与器官捐献者的匹配以及如何高效地完成这些匹配、什么样的方法对什么组织最有效等问题。尽管两名经济学家相互独立工作,但沙普利的基础理论和罗思的实证调查、实验以及实证设计的相互结合,开创了一个繁荣的研究领域,并促进了许多现实问题的解决。

  沙普利对合作博弈的研究及其公理化刻画对合作博弈在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及其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博弈论是个工具,它告诉我们激励的传导机制,以及激励将被引向何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弈论方法具有实证的特征,正因如此,罗思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推动博弈论成为实证经济学。罗思将实验理论付诸实践,并将上述理论加实践的二位一体称作市场设计。市场设计,即是在接近真实的、复杂的市场状况中,研究资源如何合理分配,以及如何设计合理的市场机制达到这样的分配效果。它涉及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市场设计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市场如何运作。罗思巧妙地将“实验”这个工具与理论结合。他意识到沙普利的理论计算结果可以让实践中重要市场的运作方式变得更清晰。罗思成功地通过系统性的实验,帮助许多特殊的市场建立了更合理的均衡匹配。

  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理论就是价格机制,通过价格调整可以实现供需平衡。然而,在一些特殊市场中,价格不能用作配置资源的手段,资源只能以配给方式配置。这种配置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一种配对是稳定的。

  沙普利与盖尔(1962)合写一篇短文,以10名男子和10名女子“婚配”为范例,设想先让所有男人向自己最满意的女人求婚,然后让所有女人挑选最中意的,并剔除所有其他人选;再让没有被选中的男人再次向自己第二满意的女人求婚,然后让所有女人挑选最中意的,并剔除所有其他人选;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找到了配偶为止。

  具体来说,第一轮,所有男生向他们最心仪的女生求婚。所有收到求婚的女生们从自己的追求者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作为男朋友。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女生只能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男友。第二轮,还处于单身状态的男生,每个人再次向自己还没有求过婚的女生中自己最喜欢的人求婚(无论自己喜欢的女生是否已经有男朋友)。所有收到求婚的女生们现在从自己的求婚者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接受为男朋友。如果原来有男朋友但现在的求婚者中有自己更喜欢的,则拒绝原来的男朋友,选择现在自己更喜欢的求婚者。第三轮还是按照这样的规则,一直进行到不再有男生求婚了为止。然后所有被接受的男生和接受他的女生结婚。如果有剩下的单身男生和单身女生,那么他们仍然保持单身。匹配过程全部结束。

  上述方法被称为gs运算法则。这种方法能确保匹配是稳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男子,如果他发现某个女子比老婆更可爱,那个女子一定拒绝过他。这些方法同时也限制了市场主体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沙普利设计的方法能够系统性地对两个市场主体其中一方有利。罗思应用gs法则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这是稳定配置理论的市场设计实践。

  对稳定配置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有助于正确认识市场非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错配现象,改善稀缺资源配置的效率。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医疗体制和高校招生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问题出现的原因。接着应用沙普利提出的稳定配置理论和罗思开展的市场设计实践,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了这种提高匹配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设计对中国医疗和高考招生问题的借鉴作用,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


二、稳定配置理论与医疗体制改革

  “看病难、看病贵”目前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态势,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断增加,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医疗保障覆盖人口逐步扩大,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的医疗需求。但是,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工作比较薄弱,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医药费用上涨过快,个人负担过重。据权威机构的调查统计,90%的公众对中国医疗体制的现状表示不满。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稳定配置理论强调:不同匹配的方法对配置的稳定性有不同的效果,在匹配过程中限制代理商动机的影响,可以保证匹配的双方不被打扰。由此笔者认为,“看病难”透露出的医疗资源短缺和“看病贵”显示出的医疗服务过高定价是导致医疗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稳定配置理论中得到启发。

    (一)稳定配置理论及其美国肾交换项目的实践

  罗思与t.sonmez、u.unver共同创立了美国肾交换项目,这是一个匹配兼容的肾脏捐献者和接受者的肾脏移植登记及匹配系统。在多数国家,肾脏交易都是非法的。但是病人的家属可能会愿意为自己的亲人提供肾脏移植。可是亲人之间的肾脏血型未必匹配,这导致直接的肾脏移植无法实施。但是如果病人a的亲属a’愿意换肾,病人b的亲属b’也愿意换肾,而且刚好b’的肾适合a,a’的肾适合b的话,那么互惠的双边交换就可能成功。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双方需求的同时满足出现的概率极小。但是如果有一个肾交换链,可能会涉及更多的病人和捐赠者,这样匹配成功的概率会增大。以美国为例,目前等待肾脏捐赠的患者名单上有8.5万人,每年有4000名患者因器官短缺而死亡,一个重要原因是捐赠匹配系统的效率太低。

  2003年,罗思开始负责设计解决肾交换难题的新系统。对于想捐肾给亲人,但由于血型不匹配无法实现的案例,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与其他不匹配的捐赠组交换器官。目前,虽然利用这一系统进行肾脏移植的患者还不多,2009年只有不到1000例,但是它的前景仍为许多人看好。罗思在肾脏匹配方面的工作为现代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罗思设计的肾交换系统实际上解决了稀缺资源(肾脏)在需求者(患者)之间有效配置的问题。在之前的肾交换系统中,虽然存在肾脏的供给,但是由于匹配的效率不高,造成整个肾交换系统的运行效率低下。在稳定配置理论的市场设计实践中,罗思通过新的肾交换系统实现了配置效率的提高。我国的医疗体系同样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罗思的肾交换系统设计实践对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范例。

    (二)看病难与资源配置效率

  从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看病难”。造成“看病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国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并且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政府对城乡和不同区域医疗的投入有差异,造成了医疗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以从卫生经费总额、卫生人员和卫生设施等方面得到体现。

  从卫生经费来看,城乡卫生经费在1990年几乎相同,但是到2007年城市卫生经费为8754.53亿元,农村卫生经费却仅为2534.95亿元,其总量不足城市的1/3。按比例来看,城市卫生经费在1990年是农村的1.13倍,但是到2007年上升至3.45倍。若剔除人口数量因素的影响,城乡人均卫生经费差距更为显著。从人均卫生经费来看,1990-2007年间,城市人均卫生经费上升9.3倍,农村为9.0倍,虽然上涨倍数大致相同,但从绝对数额来说已相差超过千元。从比例来说,到2007年我国城市人均卫生经费是农村的4.3倍,城乡差异十分明显。

  从卫生从业人员来看,近年来城市的卫生人员数在不断增长,而农村卫生人员数在逐步减少。到2009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额为731万人,城市卫生人员数就占到641万人。2008年农业每千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数仅为2.21,远远低于市级的每千人口卫生院人员数5.58。再考虑卫生人员的技术水平,则城乡之间的卫生人员实际差距更大。

  从卫生设施来看,城市占据的医疗资源远远优于农村地区。从每千人口医院的床位数这个指标来衡量,市县每千人口医院的床位数远高于乡镇卫生院。以2008年的数据为例,市县每千人口医院的床位数分别为2.84和4.05,而乡镇卫生院仅为1.75。

  从卫生经费总额、卫生人员和卫生设施等方面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不平衡。

  第二,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卫生和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条件比较薄弱。我国实行医院分级管理制度,越高等级的医院拥有越多的医疗投入和医疗资源。但是,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的统计,有超过90%的居民在患病两周选择的首诊机构在县级及以下医院,接近80%的住院者选择县级及以下医院住院。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民众接受的医疗服务是由县级以下医院所提供。

  第三,政府医疗投入不足。据卫生部统计,1990-2008年间,我国卫生费用总额由747.37亿元上升到14534.8亿元,上升了17.4倍。在卫生费用总额构成中,1990-2008年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分别从25.1%和39.2%降为24.7%和34.9%,然而个人卫生支出从35.7%升至40.4%。由此判断,我国卫生费用总额的增长,主要是个人卫生支出的拉动,这必然会加剧相对贫困的人口的“看病难”问题。从国际比较来看,2008年中国的人均医疗支出为138.7美元,日本为3138美元,美国为7422.5美元,医疗总支出占国內生产总值的比例中国为4.2%,日本为8.1%,美国为15.4%。无论是与发达国家(以oecd国家为代表)还是与中等发展国家(以人文发展指数为划分标准)相比,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公共投入部分都是比较低的。

  总结以上三个原因,造成我国“看病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从总体投入来说,我国对医疗事业的政府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医疗投入相比更低,由此造成医疗资源稀缺。从医疗资源的分配来说,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更多的资源被配置到城市和大型医院,而提供更广泛医疗服务的农村和县级以下医院却没有得到与之匹配的医疗投入,造成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沙普利的稳定配置理论和罗思的美国肾交换项目实践启示我们,虽然供给存在短缺,但是可以通过提高匹配效率提升医疗系统的运行效率。具体到我国的医疗改革实践,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和医疗资源的城乡分配不均,造成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民众看病难的状况,可以通过对医疗资源的重新配置,一定程度改善目前看病难的状况。按照稳定配置的原理,在医疗资源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可以设计匹配方案,提高配置效率。例如可以按照接待就诊量和住院量提供财政拨款从而解决政府投入不平衡的问题,使得那些提供更多医疗服务的医院得到更多的政府投入,激励医院提供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通过推行城乡均等化政策等方式解决城乡和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现阶段,对农村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改善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条件。从长期来说,城乡医疗投入要平均,使得城乡医疗均衡发展。通过这种根据医疗服务需求量和实际提供医疗服务供给量的匹配原则,重新进行医疗资源配置,可以改善患者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供给的匹配,从而提高医疗系统的运行效率。

    (三)看病贵与资源配置效率

  在部分高收入群体日益追求高技术、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城市低收入阶层和绝大部分的农村居民由于缺乏支付能力,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医疗服务需求。比较1993年和1998年两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因经济困难有病不就医或中途退出治疗的人员比重,以及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应住院治疗而未住院的人员比例都呈现明显攀升的趋势。在一些贫困农村,应住院治疗而未住院的人员比例达到80%。

  虽然到了2008年,因经济困难未就诊的比重情况比1998年有所好转,但是比1993年还是出现明显恶化,表现为在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因经济困难未就诊的人群比重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类似的,2008年因经济困难未住院的人群比重较1993年和1998年均有增加,且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造成“看病贵”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为主体,还包括其他多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虽然通过几次医疗改革,构建了基本覆盖全民范围的医保体系,但是城镇内部不同人群间医疗保险不公平、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低下等问题依然存在。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城市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口比例为30.2%、公费医疗4.0%、劳保医疗4.6%、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5.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占44.8%;在农村参加新农合的人口比例为9.5%、各种社会医疗保险占3.1%、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占8.3%、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79.1%。而部分人群无医疗保障或保障水平较低,缺乏有效的医疗费用风险分担机制,导致患慢性病、大病、重病之后,无法承担大额的医疗费用。

  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但是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筹资标准、保障水平以及报销程序等方面,尚存在很大差距。从效果上来说,虽然新农合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就医负担,但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医疗互助互济制度,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保险范围之内,所以农民从新农合中实际受益是有限的。从程序上来说,现阶段参加新农合的登记、理赔等程序非常繁琐,增加了投保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农民的满意度较低。综合以上原因,农民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问题依然严重。

  第二,药品生产流通秩序不规范。我国药品的供应链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需要经过6至9个环节,其中药厂、零售药店、医院和医生、患者是供应链条中4个主要环节。这个环节中最主要的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该政策忽略了对医院补偿长效机制的建立,有损医院和医生的利益,遭到医疗机构的变相抵制。医生可以不受限制地选择高回扣的药品,维持医生或者科室乃至医院整体利益,形成与药厂、经销商和医院三者利益同盟,而高回扣最终以虚高定价方式呈现为高药价。

  药品的供应、管理、定价、买卖是医药厂商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双向垄断: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医疗机构作为买方,对药品供应渠道形成垄断。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药品零售的终端市场,医疗机构的份额占到了80%,零售药店的市场份额仅有20%。这样的市场状况,造就了医疗机构对医药厂商的垄断型买家地位。面对医疗机构这样几乎垄断的买家,在采取价格招标的政策下,医药厂商要想中标,需要一大笔“营销”费用,这笔“营销”费用被医药厂商计入了药品成本之中,造成最终的投标价格高出初始投标价格数十倍之多,从而抬高了药品价格。

  第三,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公立医院的补偿渠道主要有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投入三块。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是财政投入不足,医疗服务价格不合理,医生技术劳务价值没有得到应有体现。政府对医院的财政投入历年来绝对量虽然在不断增长,但相对比例却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为了维持机构的日常运转,公立医疗机构趋利倾向严重,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看病贵”问题。医院工资改革制度的落后,使得奖金成为医生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剧了医生违背职业道德逐利行为的发生,导致了开贵药、乱开药的情况频发,恶化了医患关系。

  此外,“以药养医”政策也加重看病贵问题。以药养医是医疗机构通过药品价格增加收入,用以弥补政府财政对医疗机构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价格过低的缺口。它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背景下。“以药养医”给予医院通过药价加成来获得高额利润的权力,以弥补财政补贴的不足,使得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公立医院逐渐变得“姓公行私”,利用以药养医政策追逐利润最大化,造成了药品价格的进一步攀升。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统计》,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次门诊医疗费用为169元,其中:城市312元、农村128元;城乡居民次均住院医疗费用为5058元,其中:城市8958 元、农村3685 元,城市是农村的2.4倍。与上次调查相比呈明显增加状况。扣除价格因素,2008年比1998年平均增长一倍多,而且费用绝对数额较大。从区域来看,城市与农村间差别明显,城市比农村费用平均高1.5倍。

  总结以上三个原因,造成我国“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从医疗保障制度来说,我国尚未构建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同的医疗保障制度的保障水平不一,已有体系内部的不同人群间医疗保险分配不公平,造成医疗资源在不同人群间配置效率较低,尤其是占人口多数比例的农民并未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从药品流通和医院管理体制来说,由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以药养医政策和医院的过度市场化行为,造成市场失灵,价格机制失效,医疗服务和药品呈现过高定价,导致资源错配,效率低下。

  罗思的美国肾交换项目实践启示我们,分配不公平以及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匹配效率来提升医疗系统的运行效率。具体到我国的医疗改革实践,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并不能覆盖全部民众,医疗改革首先应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着力解决已有体系内部不同人群间医疗保险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这一点可以通过稳定配置理论进行匹配制度设计,按照罗思肾交换系统的设计理念,不同的需求需要用适合的供给去满足。例如,在保证全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条件下,区分保障层次。对大部分民众,需要政府对医疗保障进行投入,满足大家基本的医疗需求;对有条件的人,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可能更大,此时,可以用商业医疗保险作为附加保障去满足这部分人的医疗需求。其中具体的细节,需要相关部门仔细论证,均衡考虑各方利益诉求,使得匹配效率最大化。从药品流通和医院管理体制来说,可以通过稳定配置原理进行药品与医院的匹配设计。例如,可以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药品拍卖市场,在这个市场中,由不同的医药生产商报价,医院按照质量和价格标准去采购。这种匹配设计可以合理制定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为药品生产商和医院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降低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改善医疗市场运行状况,做好患者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供给的匹配。

三、稳定配置理论与高考招生改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教育体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本文这部分主要探讨稳定配置理论的市场设计实践中所关注的高考报志愿的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高考报志愿难的问题?稳定配置理论的市场设计实践表明:通过改进匹配的方法可以增加配置的稳定性,从而优化资源的配置,提高配置效率。由此笔者认为,高考报志愿难显示出的招生匹配机制缺失是导致教育问题的重要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可以由稳定配置理论的市场设计实践得出启发。

    (一)稳定配置理论在美国教育领域的实践

  罗思首先解决的是美国医学院的实习分配问题。他分析了这个问题的演化情况:美国的医生实习制度引入于20世纪初,起初,实习的机会多于学生的数量,所以医院争相竞争优质生源,这导致医院向学生发实习邀请的时间一再提前,以至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为此,经过各方努力,20世纪50年代美国医学院联合会采纳了“在一个固定日期前,不允许学校提供学生信息”的建议,这使医学院实习市场暂时稳定了。但又产生新的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女生选择就读医学院,在校期间结婚的学生数量也出现激增。旧的分配系统很难满足学生夫妻希望在同一地点接受住院培训的要求。于是,毕业生们只好直接与医院联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罗思为美国医学院联合会设计了新的市场规则方案。1997年5月,该联合会通过了实行新的市场规则的建议,并于1998年投入使用。利用罗思设计的系统可以顺利地将医学院毕业生分配到全美的2.5万个实习岗位。

  罗思也设计了纽约市高中升学的匹配系统。一般来说,美国孩子都是就近入学,但在纽约之类的大城市,八年级学生却有着数量惊人的选择。该市共有700所高中,8万名八年级学生。从理论上讲,每位学生都可任选其中的一所学校就读。不过,对于生活在贫民区、邻近学校很差的孩子们来说,选择合适的学校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新的匹配系统投入使用之前,纽约的高中入学匹配系统非常糟糕,以至于该市有1/3的八年级学生不愿意参与系统匹配。在一位哈佛研究生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的帮助下,罗思利用一种gs算法重新设计了该系统。罗思及其团队将原本繁杂无序的选择简化成清晰可靠的系统,使学生能按自己的喜欢程度最多填报12个志愿。罗思设计的新系统投入使用后,学生的参与率从66%跃升至93%。利用该算法的其他版本,他还参与设计了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匹配系统。


表1 不同填报志愿方式优劣势比较


优势

劣势

考前
填报

报考志愿直接与考生的平时成绩挂钩,避免一些不确定因素及意外情况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志愿填报反映考生的真正意愿,减少投机因素,也便于高校提前知道报考的情况,方便录取。这种方式对于充满自信并且具备一定实力的考生来说,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考生在考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复习功课上,志愿可能被家长包办。考生被抑制了兴趣和志向,为其今后发展埋下了隐患。高考时并非所有考生都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填报志愿时的希望未必成真。

考后
估分

高考结束后,考生没有了考试压力,可以细致地了解高校和专业,将自己的分数和兴趣相结合,既避免了考前的盲动,也避免了分数公布之后的惟分是图。

学科类型不同导致估分的准确程度不好掌握,文科考生比理科考生估分的准确性要低。语文等科目主观题较多,没有统一的答案,很难准确把握自己的分数。

考后
知分

能够使考生基本上做到心中有数,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分数进行选择,从而被录取到适合自己的高校和专业。

“扎堆”和“成批落档”的可能性增加。考后知分的情况下,考生虽然知道自己的成绩、排名,但是对其他考生的报考倾向并不了解,无法避免报考的盲目性。




表2 不同投档类型优劣势比较

   

投档
类型

录取规则

优势

劣势


平行
志愿
投档

省级招生考试部门按照考生的分数和志愿顺序分批进行投档,当某一批次所有考生的第一志愿处理完毕之后,开始对第二志愿及其后续志愿的考生进行投档。

效率较高,考生一般情况下只需要填报一次志愿,对于部分实行多次征求意见的省市,考生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考生在同一批次的学校及专业选取中,仅有一次机会,许多考生都选择比较稳妥的高校进行填报,并会服从专业调剂,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考生的专业选择愿望。许多优秀考生一旦与理想中的高校失之交臂,就有可能面临“高分落榜”或“高分低就”的情况。

平行
志愿
投档

省级招考部门将该省所有同类考生按照高考分数进行排序,按照考生的分数,结合考生所填报的院校志愿顺序进行投档,一次性投档结束后,由高校进行录取,录取完毕之后再面向未录取考生进行新一轮的志愿征集。

扩大了考生的选择性,相比非平行志愿的投档方式,对考生更加人性化,考生的落榜几率大大降低。

更加注重考生的高考成绩,不利于高校选才,并且造成了各高校录取分数扁平化。



     罗思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稳定配置理论进行的市场设计实际上就是一种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实践。无论是纽约高中的入学匹配系统,还是美国医学院联合会医学实习生的市场规则方案,都是在原本匹配效率不高的情况下,通过稳定配置的原理,进行匹配系统设计,从而提高了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我国的教育体系同样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罗思的设计实践对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范例。

   (二)高考制度与稳定配置理论

    高考改革是当前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关于高考科目、内容、录取模式、高校招生计划分配等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下面从报考志愿的方式和录取模式两个方面分析匹配理论对高考制度的重要性。

    1.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当前,我国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如果按照填报时间来分,有考前填报、考后估分填报和考后知分填报三种。表1比较了三种填报志愿的方式的优缺点。

     由以上分析可知,没有一种填报方式是完美的,各种录取方式都存在自身的优势与劣势。从录取工作的实践来说,我国大部分高校都是按专业招生,即使是同一所学校,不同的专业也有不同的分数线,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就要选定专业顺序,录取也是按照专业志愿进行,一经选定不可以随意改变专业,进入大学后按专业培养。这样的招生模式带来的问题是很多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影响了大学教育的效果。

    2.高考录取的方式。从录取的角度来说,高考制度就是学生群体和高校群体的匹配。通过高考,学生有考试成绩,同时对大学有一个偏好排序。学校的录取主要看考生的分数,更喜欢第一志愿就青睐本校的高分学生。按照录取的方式,分为非平行志愿投档和平行志愿投档两种。表2比较了不同投档类型优劣势。

     我国的高考录取模式能够给予考生的选择机会较小,在2002年以前,几乎所有省市都实行非平行志愿的录取模式,学校会根据第一志愿,然后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如果录取没满,那么再考虑没录取的考生第二志愿,分数从高到低。有考生虽然考分很高,可能会因为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而他的第二志愿的学校却已经完成录取,尽管他的考分比第二志愿的学校要高。在这种录取模式下,考生如果第一志愿无法录取,则落榜的可能性非常大,经常出现高分考生上不了重点大学,甚至连一般本科都无法录取的现象。

    为了规避“高分落榜”风险,考生往往会通过“操纵志愿”来获利,而那些考分很高的考生也害怕落榜,则非常谨慎地填写志愿,最终学校比预期差得多。这是非常明显的配对错误。用沙普利的配对理论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所有学校录取都严格按照成绩而不是志愿,学生可以按照真实偏好填自己的志愿和专业。如果成绩不够没有进入理想大学,那就进入次一点大学,不至于落榜。而没有进入理想专业,则可以进入大学后以“选科”方式来逐渐跳到自己心仪的专业。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操纵志愿”和“高分落榜”。

    2002年以后,部分省市陆续实行平行志愿录取模式,考生在原来每个批次几乎仅有一个录取机会的基础上,增加到了3至5个机会,大大提高了学生的选择机会,也大大降低了高分考生的落榜率。但是这种方式也无法解决绝大多数的考生在选择高考学校及专业志愿时选择余地较小的问题,绝大多数考生都只能无奈地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总结以上原因,造成我国高考招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志愿匹配不佳。从高考招生制度来说,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高校招生匹配系统,已有体系在各省间名额分配不公平,造成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不同省份间配置效率较低。能否开发出一种新的高考招生志愿匹配方案,通过稳定配置的原理,进行匹配系统设计,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高考招生未来改革的重大课题。

    已有学者根据匹配理论对高考录取机制进行研究,新近的研究例如李坤明(2010)基于双边匹配理论建立的高考录取机制,提出了在非完全信息的条件下录取机制的改进思路。王海龙(2010)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一档多投式录取模式,并设计了具体的录取程序。

    目前关于高考录取模式的研究,其本质都在于建立稳定匹配的录取模式,提高考生的志愿满足率,从而提高匹配效率,这也是罗思在市场设计实践中解决匹配问题采用的方法。罗思的纽约高中的入学匹配系统以及美国医学院联合会医学实习生的市场规则方案启示我们,匹配效率不高的问题可以通过稳定配置的原理,进行匹配系统设计。具体到我国的高校招生实践,可以参考罗思设计的纽约高中入学匹配系统,建立统一的招考信息平台,减少考生和高等院校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考生在一个系统中可以按照自己的分数和真实意愿报考志愿,具体细节可参考gs算法,这种匹配方法有助于制定合理的匹配规则,提高考生的志愿满足率。由于志愿是考生按照自己真实意愿填报的,所以这种匹配方法有助于提高志愿满足率,改善考生的录取满意度。此外,还可以通过高等教育资源在各地平均化以及构建多渠道多层次招生体系等方式,改善高校招生的运行状况。高考招生名额的分配实质上是高等教育资源与各省的一种匹配,目前的匹配方式是按固定计划分配。参考罗思的设计,可以通过某种gs算法,按照各省生源质量进行名额分配,从而解决录取公平的源头问题。构建多渠道多层次招生体系实质上是给考生多次进行志愿匹配的机会,增加他们被录取到满意院校的概率。通过以上几点的改革,应该可以做好考生志愿需求和高校教育资源供给的匹配。


四、总结与展望

    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埃德·沙普利和阿尔文·罗思在合作博弈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稳定配置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上,博弈论是经济学理论中最贴近寻常百姓的应用,任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用得到博弈论,有的是对抗,有的是合作,只是这种应用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经济学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把个体的行为进行归纳总结,并进行机制设计,让博弈一方或多方找到最优化的策略。并且,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关注人,包括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学校与学校的关系,甚至人在婚姻中的关系。而在已有的经济学框架中,我们不能发现这种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

    沙普利提出的稳定配置理论以及罗思在市场设计中的实践给了我国在医疗和高考招生改革很好的启示。对于我国的医疗改革实践,在医疗资源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设计匹配方案提高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通过这种根据医疗服务需求量和实际提供医疗服务供给量的匹配原则,重新进行医疗资源配置,可以改善患者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供给的匹配,提高医疗系统的运行效率,从而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对于“看病贵”,医疗改革首先应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通过稳定配置理论进行匹配制度设计,在保证全民获得基本医疗保障的条件下,区分保障层次。从药品流通和医院管理体制来说,可以通过稳定配置原理进行药品与医院的匹配设计,降低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改善医疗市场运行状况,做好患者医疗需求和医疗资源供给的匹配。

    对于我国的高校招生改革,可以通过建立统一的招考信息平台、高等教育资源在各地平均化以及构建多渠道多层次招生体系等方式,改善高校招生的运行状况,合理制定考生志愿匹配规则,做好考生志愿需求和高校教育资源供给的匹配。高等教育资源匹配效率不高的问题可以通过稳定配置的原理,进行匹配系统设计。

    无论是对于医疗还是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都牵涉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沙普利和罗思的贡献就在于,他们通过稳定配置原理和市场设计实践,探索出在既有资源不变的条件下,通过设计合理的匹配机制,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效果,从而增进了社会福利。事实证明,这种效果是可以达到的。这种以提高配置效率为目标的机制设计理念对于推动我国其他领域的改革都具有借鉴作用。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经济学不仅仅是用来解释理论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可以为大众所用的学问,而不是应用数学模型越来越玄的学问,如果不能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那这门学科哪里有生命力呢?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看到经济学研究的回归,回归到研究人的需求,满足人的需求,更注重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roth, a.e.(1985), "the college admissions problem is not equivalent to the marriage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36(2):277-288.

   roth, a.e.(1991),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e organization of entry-level labor markets: regional markets for new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3):415-440.

   erev, i. & a.e.roth(1998), "predicting how people play ga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4):848-881.

   slonim, r. & a.e.roth(1998), "learning in high stakes ultimatum games: an experiment in the slovak republic", econometrica 66(3):569-596.

   roth, a.e. & e.peranson(1999), "the redesign of the matching market for american physici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4):748-780.

   roth, a.e. & a.ockenfels(2002), "last-minute bidding and the rules for ending second-price au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4):1093-1103.

   roth, a.e., t.sonmez & m.u.unver(2004), "kidney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9(2):457-488.

   roth, a.e.(1979), axiomatic models of bargaining, lecture notes in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al systems. springer verlag.

   roth, a.e.(1985), game-theoretic models of bargain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 a.e.(1987), laboratory experimentation in economics: six points of vie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 a.e.(1988), the shapley value: essays in honor of lloyd s. shap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 a.e. & m.sotomayor(1990), two-sided matching: a study in game-theoretic modeling and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 a.e. & j.h.kagel(1995),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le, d. & l.s.shapley(1962), "college ad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69:9-15.

   李坤明,2010:《基于双边匹配理论的中国高考录取机制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论文。

   王海龙,2010:《我国高考招生录取模式创新研究》,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韩秀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4,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