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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应以增加政府赤字为前提 扩投资要与补短板相结合


高培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据财经网报道,12月1日,2018全球财富管理论坛在北京市通州区国际财富会议中心举办。本次论坛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导,由《财经》杂志社、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华夏经济学研究发展基金会·金融街88号论坛主办。本届论坛围绕“全球变局下的财富管理”这一主题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

“当前经济的变局,主要是长期、短期矛盾交织在一起,外部的冲击和国内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我们凭以往的经验和理论体系,在应对时会出现种种麻烦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同时评估两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使其既能相互交融,同时又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以此来解决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在12月1日举行的“2018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如是说。

  高培勇认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两方面,但必须要注意到,尽管需求侧也有矛盾,但调结构是主要矛盾,在处理矛盾时必须分清主次,而不能平均使力。“这个主次矛盾的摆放,恐怕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在主次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这个关系处理上,我们既要兼顾,但也要意识到两者不是平行的关系,必须分清主次,把主要矛盾抓在手中。”

  此外,高培勇还提醒,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不把将“积极”简单地等同于“扩大”。“它除了扩大内需的这种积极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积极推动结构调整的意义。”在扩大基建投资时,则应注意要与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扩大投资。在减税降费时,应把重点放在企业及实体经济领域,同时也必须以增加政府赤字、扩大国债规模为前提,若政府一手减税、一手减支,是无法真正扩大内需的。

  以下是根据现场发言整理的文字实录: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变局下的财富管理。我想在这一组文字当中,最突出的关键词是变局两个字。究竟这个变局意味着什么?稍微回顾一下进入到今年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变化就可以看出,4月23日党中央研讨第一季度经济形势的时候,对经济形势做出的判断是“稳中向好”,对下一步经济工作做出的部署就是“对表”,当时强调的是对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并且强调对得上的抓紧推,对不上的抓紧改。

  过了3个月之后7月31号,中央政治局研讨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时候,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就是稳中有变,特别强调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在做出下一步的经济工作部署的时候,主要的表述是6稳,稳就业、稳投资、稳外资、稳外贸、稳金融、稳预期。到10月31日,中央政治局研讨前3季度时,对经济形势的变化依然是“稳中有变”,但是后面加了几个字,那就是“外部压力”或者说“外部冲击有所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加大”,并且强调要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的加以应对。把这3个季度中央政治局研讨经济形势所做的表述做了一翻浏览,我想大家对于变局两个字的体会就会更为深刻了。

  正因为鉴于如此的变局,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所做出的一个集中判断就是短期与长期,外部与内部的矛盾与问题相互交织,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应当说,单纯任何一个方面问题和矛盾的出现,都不是难以解决的但是当两个方面的矛盾一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使得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决折上面临一系列的挑战。比如说当面临的只是需求一侧的问题,当只是短期的和外部冲击的时候,应该说我们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体系的支撑。

  朱部长今天坐在这儿,在他在财政部工作期间,曾经至少经历过2次来自于外部冲击的挑战,一次是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再一次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面临那两次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且主要体现为外部需求的下降的这样一种经济变局面前,我们曾经启动了大规模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以至于在2008年增加4万亿投资,以至于十几万亿以及几十万亿宏观经济的操作,那样的操作都是有理论支撑的,那就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理论支撑。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处理起来也是十分娴熟的。那换一个角度如果仅仅是国内的结构性矛盾,仅仅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我们也不足为惧,为什么呢?大家试想一下,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所有的经济工作,所有经济理论的研究,包括经济政策的分析都是围绕结构调整而展开的,我们从来没有脱离结构性调整这一主线。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用了3期叠加这样一种表述,哪三期呀?就是增速换档、动能转换,再加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性,讲的就是经济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这种转化变化最突出的就是结构问题、动能问题以及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3个方面的事情搅在一起了。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5大新发展理念。当年的12月份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党的19大明确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的任务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把这5年的经济发展的历程做一点归结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实都是奔着结构调整去的。都是奔着高质量发展去的。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其实它的主线和中心就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在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决国内的结构性矛盾这一主线的。所以5年来的经济工作的实践,以及理论方面的探索,为我们应对结构性矛盾应该说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把视野拓展到全局整个世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各国它的工作的主线索也是结构性矛盾问题的化解。因而我们说当面对任何一个方面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既有实践的经验,也有理论支撑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最突出的变局是两个方面的矛盾,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并向我们走来,一并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谓的难就体现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理论界,在实践层,也都有如何解决外部冲击方面的对策分析。那么如果我们简单操用某一个方面的思维,某一个方面的思想体系,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会出现顾此失彼。比如说面对外部冲击,面对短期的供求平衡,如果我们把过去曾经有过的实践,曾经依赖过的理论搬到现实来会出现什么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大水漫灌”,是不是这个样子?按照需求管理的基本理论,当外部需求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我们最简单的操作办法就是扩大内需,如何去扩大内需?财政上有一套放水的办法,金融上也有一套放水的办法。我们并不用做太多的分析,立刻就可以拿出一整套的方案,一整套的政策去加以解决,这套理论体系,大家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学得烂熟于心了。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讲太远的事情,就想一想我们脚下的北京,大家回顾一下2008年,我们当时在做什么?我们当时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后来又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清晰的记得,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17大中央政治局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正式形成。而科学发展观在当时所关注的主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因此在17大之后到2008年全党全社会都是围绕着如何去转方式如何调结构去经济工作,配置宏观经济政策的。其结果如何呢?我清晰记得在北京,我的很多同事,在考虑买不买住房这个问题上是颇为踌躇的,为什么会犹豫?因为北京的房价已经出现了下跌的下降,起码是企稳的,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当我们被卷入到那样一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浪潮的时候,我们启动的就是以4万亿投资带动多少多少投资,最终是大面积的放水,我们之所以今天不搞“大水漫灌”,是因为我们在2008年有过“大水漫灌”的经历,否则为什么要提出“大水漫灌”呢?结果如何?到了2009年5月份之后,北京的房价就已经出现了快速攀升的势头,到十年以后的今天,北京的房价是2008年的多少倍数呀?大家看得很清楚。

  所以说,我们对“大水漫灌”并不陌生,有过切身的经历,当然也有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因而,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面对新问题、面对新挑战,面对全球变局,要时刻警惕着一件事就是不能搞“大水漫灌”。为什么?它会使得我们在一次失掉转方式调结构这样的一种机遇,再一次去经历那样一种代价昂贵的教训。所以这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但是转过来,说不管需求只管供给只管结构性问题,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外部需求发生变化了,我们当下正在做的就是结构性调整,我们说需求问题有过“大水漫灌”的这种教训,我们搁置不论,我们专心的搞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一心一意的去处理结构问题,这样行吗?恐怕也有问题。有的学者这样讲,慢性病的治疗需要时间。但急性病就在眼前,如果你等待慢性病治疗的效果,急性病发作没有药,哪来有治啊。没有量这样的一种积累,和谈质的提升所以质量和数量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能不管需求只顾供给,否则的话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麻烦。那就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实际上都需要兼顾的。但是在兼顾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平均使力,要分出一半精力去扩需求,分出一半精力去调结构,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平衡了吗?恐怕也有问题。必须认识到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不管矛盾多么复杂,我们总要挑出主要矛盾,围绕着主要矛盾去布局各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否则的话,平均使力,你可能两脚都会踏空。那么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19大以来,决策层关于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就是,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研讨经济形势的时候,也专门讲到,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根据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而确定和提出的。要长期坚持久久围攻,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所以这也是在我们所说的全球变局的条件下,决策层对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认识到我们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它实际上说的是主要矛盾不是总量问题,尽管总量上也有问题,矛盾问题不在需求侧,尽管需求侧也有矛盾,这个主次矛盾的摆放,恐怕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因此在主次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矛盾这个关系处理上,我们也要注意,既要兼顾,但是两者之间也不是平行的关系,也不是平均使力的这样一种配置格局,而必须分清主次,把主要矛盾抓在手中,用牵牛鼻子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布局好我们下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格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个关键词我以为是在全球变局的条件下布局宏观经济政策不能忽略的,第一是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相对于旧发展理念而言的,在讨论新发展理念的时候一定要问旧发展理念是什么?一定要走出新发展理念不同于旧发展理念这样一种道路。

  第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宏观经济主线索的,提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候是相对于过去管理政策而言的,一定要警醒自己,供给侧结构改革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有何不同,不能够把两者混为一谈,不能谈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滑到原来的轨道上去了。忘记我们现在工作或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究竟是什么?

  第三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相对于高速度增长而言的,既然在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那就意味着高质量发展一定具有不同于高速度增长的一些突出特点。因而平台变了,背景变了,话语体系变了,思维的方式也跟着调整了。尽管我们现在遇到了新矛盾、新问题,但是毕竟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处理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毕竟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索的布局下去应对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毕竟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去分析判断这些新矛盾新问题,所以如何小心翼翼的用两个维度而不是一个维度,用两种分析的结构而不是一种分析的结构,把我们在全球变局条件下所遇到的外部冲击和国内结构性矛盾把它说清楚。然后分别的做出我们的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做比较研究,从而拿出一套能够同时兼容两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同时又不至于使自己滑入惯性思维轨道的那一套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安排。我想是十分必要的。应该说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进展,比如说在谈到积极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请大家特别注意,它指的是,两个方面的更大作用,其一是扩大内需,其二是调整结构。完整的描述是这样的,基层政策要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它不是说只在扩大内需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这个时候来提供积极财政政策千万不把积极简单等同于扩大。它除了扩大内需的这种积极的意义之外,还有一个积极的去推动结构调整,所以彼积极财政政策不等同于此积极财政政策,我们知道积极财政政策怎么来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换了一个平台,换了一套理念,换了一套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你就必须得积极财政政策做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解释,从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仅是文字上的描述这种变化,你玩的是文字游戏别不是,它也有具体的部署。比如说在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通过扩大基建规模、投资规模来拉动内需的时候,也请大家注意,它和1998和2008年的那种行动安排有了明显变化,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扩大基建投资,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不是说扩大投资就可以了,东边扩大、西边扩大,甚至在当时,在十年前,都把曾经没有立项的项目又拿出来作为项目去扩大投资,目的当时只是一个想法,就是扩大需求,而在今天强调一定和补短板相结合,那就是你扩大投资也得要向哪方面去倾斜呢?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的短板,第二受制于人的产业和产品的短板。这就是一种政策导向。

  第三减税降费,减税降费按照过去的扩需求的这操作,只要减税就是合理的,政府少收100,企业和居民就能多收100,从而可支配收入就会发生变化,可支配收入发生了变化,在企业层面就会增加投资需求,在个人层面就会增加消费需求,最终扩大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需求,这是多么简单的思维方式和思路呢。我想在今天很多人提出政府要扩大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时候,所想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条件下,减税降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是降成本。按照降成本的目标,在采取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显然是不行的,首先第一条总量型的减税就不能够达到降成本的目的,对吗?降成本是降谁的成本?谁有成本?你说每个人都有成本,但是我们现在降的是个人的消费成本还是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是要讲究的。所以在减税降费的选择上,起码你把重点放在企业身上,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是一条。第二减税降费是一个统称,我们的税收是由17种税构成的,我们的各种收费是由20多种收费构成的,你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指明减那样一种税就可以了,不是拍脑袋就行了,那就要有选择,既然锁定是企业,锁定是实体经济,就得把社企收费当中的生产经营环境中的税绑在一起,不得做这种抉择吗?在往深里讲,在过去只要增加可支配收入就要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思维方式条件下,减税降费必须以增加赤字扩大国债的规模为前提,否则政府一手减税,一手减支,怎么能够扩大需求呢?平衡预算参数告诉我们,一手减支,一手减税其结果是总需求的减少,不是总需求的扩大。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仍然采用过去那种方式,显然是降不了成本的,起码今天的成本表面没有增上去,但是明天呢?后天呢?从更长远的角度讲,债务要还本付息,即便不条件还本,也要考虑付息。我说了那么多,实际上还是强调一件事,今天讨论的经济的变局,主要是长期、短期矛盾交织在一起,主要是外部的冲击和国内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我们凭借以往的经验,凭借以往的理论体系,在应对上会出现种种的麻烦和挑战。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同时评估在两个方面的矛盾和挑战,同时用两个维度的分析做支撑的前提下走出一条两则既能相互交融,同时又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来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一套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内容来源于财新网,未经演讲者审阅。

来源:财经网;时间:2018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