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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8日,《中国妇女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玲的访谈文章——“将性别视角引入经济研究,我仍在探索”。朱玲在访谈中回顾了她在经济学研究中从开始意识到性别问题,到关注中国妇女贫困问题,进而致力于研究和呼吁消除妇女的健康贫困,展开一系列妇女问题的研究的历程,并将性别视角引入研究团队和研究生培养,将经济学中的性别分析理念和方法传递给了新一代学者。原文如下

 

“纪念北京 20·20年20人”系列口述史—12

 

朱玲:将性别视角引入经济研究,我仍在探索

 

时间:2015818  来源:《中国妇女报》

 

述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 朱玲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蔡双喜

关键记忆

我真正进入女性问题研究领域,是在1995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当时我已经了解到,世界人口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70%是妇女。此后,我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大会的回应。这些年,我跑了很多地方,积累的关于贫困地区妇女状况的调查笔记多达8万余字。赴丽江考察母婴平安项目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为山区妇女的健康风险之高所震惊……

我的性别意识萌芽在1994年,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那年我访问美国,得知40%的农村妇女在她们的家庭农场劳动却得不到工资。即使得到支付,也比从事同样工作的男子低得多。我还访问了许多妇女组织,非常受鼓舞。我曾经在一个晚会上表示,回国后要以实际行动为妇女运动做贡献。

而真正进入女性问题研究领域,是在1995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其间参加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我不啻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启蒙。当时我已经了解到,世界人口的20%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其中70%是妇女。此后,我对欠发达乡村经济中性别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大会的回应。

开始关注中国妇女贫困问题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可谓性别分析进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此前的研究或是在收入分配分析或是在工资方程中引入性别变量,并未将观察焦点置于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以及特定政策的性别影响上。’95世妇会不但对中国经济学界予以社会性别意识启蒙,而且激励经济学人引进国际通行的性别差异分析理论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性别问题研究。

没有妇女的发展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开始关注中国妇女贫困问题。我把性别视角引入了所有研究项目及研究生培养,尤其是用统计模型分析农地分配、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中的性别不平等。这些年,我跑了很多地方,积累的关于贫困地区妇女状况的调查笔记多达8万余字。

我在实地调查中注意到,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还伴随着不断增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城市人口相比,乡村人口由于缺少社会保障而更易受损害。在乡村,妇女由于现存的性别不平等而比男子脆弱性更高。在乡村妇女中,欠发达地区的妇女由于承受着贫穷和性别不平等的双重压力而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若要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性别不平等和贫穷,就必须专门探讨欠发达乡村的妇女发展问题。

基于上述理解,我曾依据1996年对山西省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论证,我国农村土地分配中的性别平等虽然在法律上和经济制度上得到保障,但是这些制度在细节上的漏洞,使离婚妇女缺少地权保障,错过村社土地调整机会的婚嫁迁移妇女及其子女暂时无地。现行土地管理法和政府有关农地承包的规定有必要添加性别视角。这篇发表于《经济研究》2000年第9期的论文,于2004年获得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针对有关农村迁移工人(即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政策,我也曾借助抽样调查和案例访谈信息,在《比较》杂志2009年第4期撰文阐明,女性迁移工人就业期限短,在同等缴费工资水平上,模拟的养老金水平仅相当于男性的55%左右。在制定全国性的迁移工人养老保险政策时,需要考虑促进就业、减少养老收入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和老年贫困等因素。

致力于消除妇女的健康贫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插队时发现,生产队的成员营养状况最差的是妇女。当时我就深感消除妇女健康贫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于后来我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2006年~2011年间,我率课题组在甘肃、青海、云南、西藏和四川农牧区调研。在课题组中,我负责重点考察藏族农牧家庭的中青年已婚妇女状况,扼要说明传染病、妇科疾病和孕产期照料不足的问题对她们的健康威胁,并解析她们对相关卫生服务利用不足的原因。

赴丽江考察母婴平安项目的所见所闻,使我深为山区妇女的健康风险之高所震惊,切切实实意识到向贫困妇女儿童提供保健援助,对于缓解和消除贫困就像通路通电和教育投资等项目一样至关重要。在丽江24个乡镇中有13个贫困乡,2000年这些贫困乡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35.5/10万,远远高于当年全国的平均指标53.0/10万。

母婴健康不只是个以生死尺度来衡量的问题,还有比它更一般的问题,就是日常健康和良好的生活状态。我在调查中得知,龙山乡增明村的小杨连续早产,就是因为孕期的劳动强度太重。小杨的婆婆介绍说,当地的习俗就是妇女干活多,男人干活少。小杨怀第三胎时足月分娩,主要是因为婆婆分担了她的劳动。

依据调研发现,我在《管理世界》2010年第10期和2013年第12期撰文强调,适当的产前照料,是已为医学证明的对于维护孕产妇及其胎儿乃至新生儿健康所必需的卫生服务。保障贫困家庭的孕妇和胎儿及时获得这些服务,有助于出生在这些家庭的婴孩获得健康的生命起点,从而也就意味着把减贫战线前移到生命形成之时。为此,有必要由政府采取行动,如同实施强制性义务教育一样,推行适当的产前照料。

把性别视角传递给年轻学者

我认为,妇女问题并不仅仅是妇女自己的事情,而是个社会问题。妇女在争取改善自己权利状况的过程中,也必须唤起男性的觉醒和参与。

1998年~2012年间,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管科研、教育和国际合作,顺理成章地把性别视角引入研究团队和研究生培养。此间,我曾率领两个研究室的年轻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组织的科研项目。我们团队中男性占多数,从研究生到研究员形成梯队鲜明的组织结构,被项目主持人称为“阵容豪华的队伍”。那时恰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分期举办女经济学者培训班,我们团队每次都派男性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在以女性为主的课堂,他们可以说是万花丛中最为显眼的“绿叶”。

在“干中学”的过程中,我的一位男性研究生还以劳动市场中的性别分析为主题撰写了学位论文,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成为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和研究生导师,自然也就把经济学中的性别分析理念和方法传递给了新一代学者。

2005年~2012年间,我率领的研究团队还分别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角度,探索连结经济自由(效率)与社会均衡(公平)的路径,探讨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和增长过程的社会和解。历经8年研究,形成 《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一书。书中有关发展的度量、就业与工资、收入分配、职业健康、扶贫和社会保障等篇章都包含性别分析。书稿出版后社会反响良好。2015年6月,孙冶方基金会发布公示,该书荣获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北京世妇会后的20年里,中国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国家相比,尚有差距。消除女性的发展障碍依然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我将继续把社会性别意识带入经济研究,并把性别视角传递给新的研究团队和年轻一代学者。由于经常受邀参加国内和国际扶贫政策咨询活动,我还会自觉地把带有性别分析的研究成果引入决策过程,为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而不懈努力。

(原文见《中国妇女报》  2015年8月18日,b2版)

 原文链接: http://paper.fnews.cc/content/2015-08/18/0196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