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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来国际登录首页 > > 张平:改革干预性体制是当务之急

 2015年10月1日,财新网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的文章——改革干预性体制是当务之急,他指出,中国当前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政府干预性的体制。全文如下:

     2015年10月1日  作者:张平  来源:财新网
    关键词:  创新    政府干预    资源配置

    9月2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平在“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制度和思想成因”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当前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过程中,当务之急是要改革政府干预性的体制。
    他还提出,现在涌现的创新,全是工业化的创新、物的创新。而服务业的创新和效率提升基本上没有纳入讨论日程。只有有服务业的高效率和制度的创新,才能够把供给新要素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改革科教文卫,破除对教科文卫的管制,使其受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是提升服务业效率的核心。”
    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转型向高收入国家的阶段。按照世界银行曾经给出的分析,一个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转型向高等收入阶段不太成功的四个触发条件有:政府干预不太成功,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不再有效,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动荡以及政府开放经济体中的管理能力太差而应对金融危机不力。“这四个问题是所有后发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在张平看来,中国的这四个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既往的干预模式不再有效,二是难以再通过引进设备带来技术进步,三是收入差距虽然有点收敛但基尼系数依然还在0.45左右,四是近期股市震荡表明金融管理能力很差。“世界银行提出的四个触发条件,我们现在都已经见到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张平说,过去对贫困陷阱的突破可以归结为结构主义变革的贡献,就是通过政府干预,经常把低效率的资源(如农业部门的资源)集中到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推动了经济发展。但是,成功带领经济体从贫困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跃进的工业化,并不是带动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跃进的关键因素。随着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将至10%以下,政府的干预已经没有多大积极意义了。相反,现在由于政府干预,“僵尸”企业泛滥成灾,继续靠银行输血的方式生存,就使得有限的金融资源被无效地占用,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此外,国企越是合并,单一的研究开发的支出就越少,因为合到集团里,创新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此外,从生产领域不断提取税收的模式必须改革。因为中国现在所有的税制是和城市化不对称的。现有的税制从工业部门提取了大量税收,用于城市居民使用,却又因为环境污染,要赶走工业。这种交税人和享受人完全不同的税制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中国收入差距依然过大的现实,必然障碍人力资本的积累。张平通过对拉美、中亚、中国以及美国知识消费偏好曲线的比较发现,一个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必然要在知识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曲线上不断向上,引导现代服务业启动,而现代服务业需要武装人力知识水平,才能促进一个国家的循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长期的人力资本累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代际传递,整体国家人力资本上不去,这个国家基本上也就做不到创新。
    张平说,后发国家要把40%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到发达国家45%的水平,才能赶超或者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不仅全要素生产力水平没有提上去,反而从过去30%的水平下降到了17%。
    现代增长理论提出,超越古典生产函数规模收入递减的资本劳动,出现了一系列规模递增要素包括信息、制度、好的法律制度、教育和知识,这些要素越是共享越是递增。现在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冲抵传统的生产函数规模递减效应,增加这些规模递增要素。

(原文见财新网    2015年10月1日,http://economy.caixin.com/2015-10-01/1008601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