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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小琼 李飞龙

——第七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综述

赖小琼 李飞龙 

2013年12月21日至22日,第七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本届年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等理事单位共同主办,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承办。

会议接收论文300多篇,入选110多篇,来自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的150余名专家学者结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围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本届年会被选录的论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论文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其中一半的论文集中于马克思经济学基本问题和方法的探讨,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旺盛的生命力和科学性。

(一)马克思经济学基本问题研究

1.关于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对劳动的研究则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石的基石,一直以来,很少人将精力集中于劳动的内在逻辑研究上,本届年会曲阜师范大学任洲鸿副教授和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刘昌用副教授分别对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和劳动二重性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看法。任洲鸿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严格设定雇佣劳动概念的经济内容,实际上是对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做的一种“理论假设”,它并没有解决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从而也就回避了“雇佣劳动”概念或“劳动力商品”概念自身的内在逻辑矛盾,它服务于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理论目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我们不应该将其简单等同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雇佣劳动。刘昌用副教授则指出马克思在构建劳动二重性理论方法论上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的按劳动等价交换的观念上升为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交换必有共通物”理论前提,据此特设了等同性与差异性二分法,抹杀了价值的自然基础——使用价值,为此,马克思给抽象劳动概念赋予了缺乏逻辑一致性的四重含义。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是经济本质到经济现象的逻辑发展过程,是商品经济从低级到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遵循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研究和论述了这一过程。在价值形成阶段,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强调将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忽略了劳动力价值转移,实际上,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一起转移给产品,从而发展和完善价值形成理论。对于市场价值的决定,中央党校张开从“供求关系”借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来阐明市场价值的运动,从而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主张“供求决定价值”或“第二种市场价值理论”的学者的困惑。

2.马克思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基础。马克思系统论述了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相互影响,实际上建立了类似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刘小怡教授基于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建立了马克思的is-lm模型,变量的定义以及推理过程更加科学。

利润率作为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获得了更多现代学者的认同,但因此将利润率影响资本积累作为理所当然的规律进行使用则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四川大学的骆桢和贺立龙博士则致力于探索马克思投资理论的微观基础,以crotty和goldstein的研究为蓝本做一个创造性的简化,将注意力直接集中在投资过程中对于预期利润和风险的权衡上,使得储蓄和投资相互独立,从而更好地兼容后凯恩斯投资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卢荻教授和吉林财经大学黎贵才副教授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宏观失业理论和微观失业理论的模型构建,发现资本积累所推动的技术进步是以节省劳动为目的,资本利润的提高是以牺牲劳动收入为代价,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论是采取“去技能化”的生产技术,还是对工人采取“分而治之”,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强化对劳动的压榨。

随着经济危机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的加深,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意义越来越大。厦门大学杨继国教授认为这些分歧源于对虚拟经济范畴本身的界定不清,虚拟经济产生于金融,金融属于实体经济范畴,而虚拟经济的运行不遵循实体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及以其为基础的“供求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资本主义资本过剩危机的一个暂时解决手段,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新的表现形式。

3.研究对象和方法。江西财经大学许光伟副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一分为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以及交换关系,且这三种广义的生产关系是具有层层叠加生长意蕴的规定系统,以完成财产关系的自我形塑与区间生长定位。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则注意到一直以来都未在中国经济学界加以澄清的问题——“bürgerlich”义为“市民的”,马恩著作翻译者却将其误译为“资产阶级的”,从而把古典经济学,进而将西方经济学性质规定为资产阶级性质。上述误译致使形成一套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使原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理论被淹没在马恩关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理论中。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江西财经大学罗雄飞教授认为《资本论》开篇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及相应规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定”,是从属资本的“一般概念”。除了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之外,《资本论》的主要理论任务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蒲鲁东主义等的抽象思维方式,这样的逻辑起点是理论批判的内在需要。

(二)制度的政治经济学

本届年会关于制度的研究,不仅回顾和反思了科斯、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制度理论,还从权力、所有制等角度丰富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制度方面的研究。

1.科斯和诺思的回顾与反思。南开大学陈弘教授回顾了科斯产权理论的兴起,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产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权概念并无本质差别,“清晰地界定产权”绝不意味着私有化。而诺思“第二悖论”的提出意味着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抉择,江西财经大学周海鸥副教授提出该悖论的两种依据进行反思,认为由于部分学者对“交易费用”和“制度选择标准”的误读导致诺思“第二悖论”的提出。

2.关于权力。对于权力的研究,广东省委党校吕艳红副教授从权利和权力的辩证关系入手,从权力的来源、实质和作用领域分析,得出权力是权利的让渡,权力是为权利服务的,权力止限是公共领域的结论,所以在公共领域中应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经济领域中使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充分发挥,在公民社会中公民监督机制全面加强,三者相互制衡,实行社会和谐发展。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副教授则基于权力结构对新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重新审视,认为由于不确定性,我们找不到供求曲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以供求曲线交叉来获得均衡价格。就劳动工资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工资体系是那些拥有控制权的主权者制定的,目的是实现主权者的收益最大化,就商品价格的制定而言,锦标赛制价格体系是那些追求相对效用的富人制定的,目的是从价格差距中寻求满足和优越感。

(三)比较与演化经济理论

1.“剩余”和“内生增长”的比较。在比较理论方面,学者们分别对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剩余”和“内生增长”等概念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相关概念进行比较研究。河北省委党校董全瑞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剩余的研究进行比较发现,对剩余来源的研究由他们的目的所决定,与剩余的真正来源无关,但研究剩余的来源都是为给剩余的占有找到归宿,剩余的普遍分享会导致平均主义。西北大学何爱平教授和王聪博士则比较了马克思与熊彼特的内生增长思想,后者是前者的传承者,虽然二者在经济史观、发展动因、内生增长核心、信用与资本对创新作用等有共识,但在哲学基础、研究视角、创新主体内涵、创新机制、创新内生增长的价值目标方面存在差异。

2.经济平等的演化。在演化理论方面,不同于以往对平等问题研究的即期性、片面性与抽象性。九江学院商学院杨缨副教授充分、灵活地运用历史辩证法,认为人的平等问题是和劳动分工、人的异化等问题相始终的,分工等问题内部包含了自我扬弃的因素,分工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平等与异化问题,分工的深化将造成异化的深化、不平等的恶化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从而造成了扬弃分工的物质基础。最终,物质的极大丰富将消灭分工、异化和平等问题,实现人类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

1.中国经济民主论和巴泽尔的“产权”。在改革时期出现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思想中是否存在可用以充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宋磊副教授对此回答是肯定的:在“政府和市场”这条直观的研究主线之外,改革时期的经济思想中还存在一条隐性主线,即经济民主论,中国的经济民主论之中存在政治经济学、新左派、法团主义和社会经济四个主要研究路径,在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关系、所有制与经济民主的关系等关键议题上,不同流派存在妥协的空间。而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研究了鲜为人知的巴泽尔教授的产权思想,认为以“实例型”的思维和“微微观”研究视角,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分析工具,加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再加上巴泽尔独特的交易成本内涵(产权界定成本)和独创的属性分析方法,构成了巴泽尔独有的“产权方法”。

2.法国调节学派和环境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流派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吕守军副教授和日本新澙大学严成男副教授以“是否主张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附属物,是否主张政府干预市场”为标准,认为法国调节学派具有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相对立,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但又与以《帝国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区别的特征。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教授审视了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的唯物史观,发现西方经济学者给予唯物史观较高评价,其根本原因在于唯物史观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厦门大学任力教授和吴骅对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环境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发现前者的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学,环境问题的核心在于人际冲突,自然资源商品属性源于人的创造行为。

 二、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厦门大学吴宣恭教授在开幕式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分析研究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形势,审视了各领域的问题,全会的《决定》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对本届年会所要讨论的问题也是基本的指导思想。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发展转型的实际出发,以全会有关精神为指导,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一)转型与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依赖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对外开放红利实施了赶超型发展战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西北大学任保平教授认为支持长期高速增长的传统红利逐渐消退,中国必须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结构、创新、人力资本和综合配套改革上下功夫。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也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发展陷阱”的入口。南开大学刘刚教授强调知识创造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来源,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这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本届年会学者们主要从两个切入点——经济结构和第二产业情况——研究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1.从经济结构切入研究。江西师范大学李建德教授和孔露露研究发现我国囿于古典经济思想,过度重视工业的支柱作用,相对不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了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失调,农民人均收入不高,过分依赖出口、投资等一系列问题,认为由于科技发展,第三产业已经冲破“面对面”模式桎梏,财富增值源泉已经逐渐转移至第三产业,进入后工业时代。江西师范大学孟范昆教授、常州大学季小立副教授和江苏理工学院刘东皇博士则通过多维度研究,认为居民消费乏力、要素分配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都是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2.从第二产业状况切入研究。转型问题的另一个切入点是工业、制造业与经济体制的经济逻辑。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和厦门大学廖谋华博士试图从经济逻辑出发解释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通过模型模拟发现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政府最优资源配置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计划经济体制可能来源于政府与企业和个人的博弈,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转型过程中的许多现象。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杜人淮教授和胡琰琰指出中国工业化正面临跨越工业化中后期和工业化向信息化跨越的双重跨越任务,这需要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以及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融合发展。东北大学李兆友教授和张志元博士则认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应遵循科学性、环保性、动态性和实效性原则,采取置换转型、并行转型、升级转型、结构转型和规避转型等几种方式。

 (二)政府与市场

本届年会学者们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企问题、土地问题、公共服务等方面研究了中国的政府与市场问题,基本上认为市场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1.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厦门大学张勇副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周文彰副院长区别了政府的强弱与规模,认为中国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性影响,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政府规模持续扩大对增长造成显著负面影响,而且越是经济不发达,政府规模对增长损害就越大,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应降低规模和对经济的控制,增加经济自由度。西南财经大学周文教授和云南财经大学陈跃也得出类似结论:只有加快市场化改革才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

江苏省委党校凌宁教授和成晓叶考察了“大社会小政府”的理论内涵,并将我国实际与英国对比,认为英国“大社会小政府”所需要的思想土壤在我国虽然较为充分,但社会土壤、政治土壤仍不成熟,在我国推行类似的做法未必可行。

2.关于国企问题。中北大学张国博士认为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当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融合方式。厦门大学靳涛教授、国信证劵张建辉博士和东北财经大学褚敏博士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客观但又极端的方式——将政府和国企分开,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只是资源集中的平台,真正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不利影响的是政府行为对国有企业的干预,行政垄断虽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他们将增长效率放在次要位置,使得增长路径无法持续。

3.关于新型城镇化下的土地问题。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表示,新型城镇化应新在三方面:有规划、开放性、集约化。昆明学院曾伟副教授和陕西师范大学孟宏斌副教授则分别在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改革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曾伟副教授根据我国土地国有的现实和马克思的土地理论,重提土地发展权概念,将城市土地发展权的收益划分为绝对收益和级差收益,并认为前者归中央政府,后者归地方政府,而使用权形成的平均利润归使用者所有。孟宏斌副教授为确保农民的农地增值收益权,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下农地征用规则——转换政府征地角色、明确农地产权归属、建立市场化补偿制度及完善失地农民安置制度等措施。

4.公共物品的政治经济学。内蒙古大学杨理教授和江西财经大学袁庆明教授分别以我国公共草地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和广州垃圾收费制度变迁的经验强调了权责利的高度一致是产权清晰的本质。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乔宁宁通过建立政府争取资源收益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和半参数空间滞后回归模型说明政府与全民对资源禀赋的相对控制力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政府是否提供公共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源禀赋与公共品供给存在典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三)民生

本届年会学者们主要将目光聚焦于我国劳动力的历史与现状,探讨如何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上。

 

1.计划经济体制以来劳动力的历史与现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为基础,也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提出中国的劳动力商品化是在农村与城镇两个领域分别进行的——农村居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大开发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城镇居民则主要是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中通过“买断工龄”、“下岗”完成了劳动力商品化过程。其过程具有鲜明的非暴力性、人文关怀和不彻底性。

在新型城镇化和生育政策相对放宽的新形势下,我国劳动力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西南财经大学吴垠副教授和孔德提出必须将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纳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之下,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视角下调整非正规部门的规模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沈尤佳博士则分析了二胎政策与照料劳动相对短缺的危机,认为照料成本应由生育的全体利益相关者——国家政府、资本、父母亲双方——共同承担。

2.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的分配制度需要正确的分配理论为基础,我国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这种情况使得我国的分配理论出现了矛盾和疑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教授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绝不是与私有制并存的板块结合,而是要使其成为市场主体,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要受劳动力价值规律支配,通过按劳动贡献分配来实现的有机结合。

在具体的收入分配问题上,江苏兴化市委党校朱妙宽教授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着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偏低、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三方面问题,分析了自然、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原因,认为解决关键在于政府。然而福州大学方建国教授认为问题主要源于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结构性成因,长期以来,观念上的偏差、低人力资本存量、低组织化程度和二元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劳动者对经济发展分享程度低的主要原因,郑州大学周柯教授和李中建副教授则从扩大内需的角度提出要通过提高劳动就业质量,提高劳动技能,完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将更多劳动者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来,从而提高劳动者参与和分享经济发展程度。

(四)国际货币与金融

 1.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战略。南开大学龚刚教授认为在“经济学理论”和美国的双重胁迫下,中国只有突破现有规则,推出一种在“双重”货币体制下的超主权货币——“金砖”,才能在货币战争中有所作为。南京财经大学卢映西副教授考察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尽如人意的qe实践,认为现代信用货币制度存在一些根本缺陷,现代的通胀和通缩实际上是这些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引发的病态反应。

2.国际金融形势。金融资本掠夺和获取巨额利润、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生活的统治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东莞理工学院银锋副教授认为当代金融资本实现霸权利益和巨额利润主要有四条经济金融化路径: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路径、劳动力金融化路径、资本家阶级金融化和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化路径、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化路径。中国社科院陈硕颖博士指出如果在欧债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中欧之间能够联合起来抵制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那么阶级力量的对比就会朝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转化。

 

 三、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证分析

本届年会也有不少学者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不涉及价值判断,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如制度效果、规则与行为、收入差距以及国企与外资问题,运用严密的模型和先进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研究,以探寻经济的客观运行机制。

 

(一)体制的效果

1.财政分权与银行业。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浙江工商大学姚耀军教授和彭璐基于此提出两点假说:“地方政府干预推动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本区域,进而将导致本地区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及其“地方政府干预推动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然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对银行中介效率的提升作用负向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并且用省级数据验证假说与实际的一致性,并认为为了让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应该加快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

2.土地垄断与房价决定。近年来,我国房价迅速攀升,这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宇峰认为中国目前房价畸高的根本因素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和对土地供给的完全垄断,使其可以采取“沿时间的准一级垄断定价”方式。由于消费者面临巨大的融资约束以及政府对信息不完全掌握等因素,使得投机者有较大的投机空间。即便制度框架不变,长期来看,由于这种价格歧视的性质,房产的真实价格也将缓慢下降。但鉴于中国拥有一个强政府,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在可以预见的中国应不至于发生。

3.环境管理体制与环境污染。伴随着“四化同步”建设的快速推进,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形势相当严峻。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间合理划分环境事权(管理权)是破解中国环境困局的制度基础。武汉大学卢洪友教授和祁毓通过经验数据发现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环境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环境管理分权、监测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呈u型关系,而行政分权、监察分权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所以管理分权、监测分权应适当进一步集中,而行政分权和监察分权应适当下放,对于西部,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大环境干预和介入力度。

(二)规则、心理与行为

1.规则与行为。厦门大学杨荷博士注意到清朝田底权和田面权分化的“一田两主”情况到清朝中后期农民倾向于巩固土地所有权,成为唯一的主人情况的转变。杨荷通过实证研究认为这是缘于清朝中期的“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后,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而农民因为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而更加倾向于拥有自己的少部分土地造成的。湘潭大学湛泳副教授和聂欣则实证指出由于官员晋升制度的存在,竞争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越大,官员们权衡政治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官员腐败的数量会越多。 

2.心理与行为。南京理工大学李涛副教授和朱宪辰教授基于规则依循与社会偏好相关理论的研究,提出行动者规则选择假说,认为行动者会对规则构成“心理期待”并根据效果形成“意外效应”和“失望效应”,指出当“效果”与“期待”相一致时,满足感才不变,即实现了行动者均衡。西北大学刘瑞副教授和毛颖将家庭内部的利他心理引入经典的犯罪时间配置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证明离婚降低了人们从家庭中所获取的收益和对家庭成员的利他性,从而使得家庭的犯罪抑制功能减弱,社会离婚率的上升促使了刑事犯罪率的急剧攀升。

(三)收入差距

1.计划体制与城乡收入差距(igwp)。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表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igwp比为3.23,为近年来igwp最大,成为世界上比例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淮北师范大学周志太教授认为这个水平仍然没有达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收入悬殊水平。若考虑城镇居民住房补贴、劳保福利、价格暗补这些实物收入,1953~1985年的igwp比为3.44,并指出由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商品价值远超过市场实现价值是igwp悬殊的重要根源。

2.收入差距的动态过程。近年来,中国收入出现代际固化趋势。安徽大学徐晓红副教授揭示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马太效应”,认为政府应通过税收等再分配手段调控财产分配不平等,并努力完善公共教育体系,促进机会平等。上海财经大学李楠副教授则发现1910~1911年东北地区流行性鼠疫对当地乡村社会经济具有显著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在鼠疫爆发后相继几年敢于承担被鼠疫病毒传染风险定居到疫区的农户比移民到非疫区的农户会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

(四)国企与外资

1.国企的效率。河南大学李颖副教授和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慧敏考虑异质性的企业特征与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循环累积关系对异质性企业自我选择作用的影响,运用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非效率垄断的企业主体特征是企业所有制,国有企业是通过非效率垄断的方式扭曲了市场,降低了区域内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形成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损失。武汉大学龙斧教授和王今朝副教授则基于整体主义和唯物主义方法论,用交叉科学方法构建效率效益决定与衡量模型,得出不一样的答案——从1949~198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13个内部与外部基本变量关系看,中国国有企业的投入条件是极低的,由这些变量所构成的笛卡儿空间的测度几乎是西方国家相应空间测度的无穷小倍,而它们之间的格兰杰交叉作用使得中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投入更低。考虑到这些因素,给定中国取得的增长成就,“国企效率效益必然低下”是一个具有伪科学性本质的概念。

2.fdi对环境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利用fdi水平不断提高。在fdi通过资本、技术等多种渠道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中国面临的环境污染压力却不断增加,这使中国学者怀疑“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厦门大学张传国教授通过实证认为fdi总体上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有贡献,但其贡献度依西部-东部-中部顺序逐渐减小。湖南大学刘辉煌教授和李子豪则认为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高人均收入、高人力资本或高环境规制下,fdi显著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而在低水平阶段则相反。二者的结论有异可能是因为刘辉煌和李子豪的“环境污染物”是工业废水和二氧化硫。

四、总结

第七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发展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转型发展理论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全面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使学者们更容易抓住症结所在,从经济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民生等方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相对于以往政治经济学年会的科研成果,本届年会具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研究领域更加开阔,虚拟经济、市场规律、金融资本霸权、行动者规则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体系于本届年会提出;二是学科交叉更加复杂,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更是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本届年会的科研成果不仅涉及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数学,还涉及人类学、心理学等以前较少引入经济分析的学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王亚南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