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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来国际登录首页 > >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
韦文怡 钱雪松

——纪念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综述

    新形势下探讨如何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由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分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张培刚发展研究院和卓尔控股有限集团承办的“纪念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于2013年11月23日至24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来自高校、政府、工商金融界的海内外300余名代表共聚一堂,通过举办张培刚纪念讲座、大会论坛和平行专题讨论等形式,以“四化协同发展”为主题,就张培刚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新型城镇化、市场与政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有价值的观点,现简述如下。 

一、张培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研讨

  张培刚先生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我国的学术泰斗、经济学一代宗师。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张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世界性贡献。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创立了系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比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探讨农业国如何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早了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学术界发展经济学研究走下坡路、而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未发展起来的现状,张先生主张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在借鉴和吸收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新型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了拓宽研究范围和改进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为发展经济学获得新生指明了方向。

  与会代表回顾了张先生的学术思想,并探讨了其在新形势下的含义和启示。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强调,无论是从国际视野看还是从我国工业化实践的经验教训审视,张培刚先生对于工业化含义、道路、类型的阐述以及对于如何处理工业-农业关系等重大问题的探讨都具有前瞻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教授强调,张先生的工业化定义不局限于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而是从技术革命角度给出了广义的界定,可以延展到信息化内涵,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武汉大学郭熙保教授认为,在我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但还未完成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怎样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迫切需要研究,这就更加凸显了张先生倡导新发展经济学研究时所强调的研究对象拓展及研究方法更新的重要性,中国发展经济学家需要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

  湖北省社科院夏振坤教授强调,包括经济学科在内的社科学术界应该革新学风,学习张先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他指出,张培刚先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谈,先生花费6年时间在浙江、湖北、广西等地了解民情,掌握了中国农家经济和粮食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这为其后来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和博士论文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张培刚先生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展现出了光明磊落、宽厚待人、提携后辈、淡泊名利的大师风范。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名誉理事长谭慧女士在回顾先生生平时指出,张培刚先生始终充满爱国主义情怀,一生忧国忧民、心系祖国和发展经济学研究事业。上海市社科院杨建文研究员强调,培刚经济学是人文精神与经济范式的完美结合,张先生自律严谨、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和淡泊名利、博大开朗的人格魅力至今仍在影响大批经济学人。 

二、新“四化”问题研究

  在新形势下,新型现代化被界定为: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及其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过程。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指出,我国目前面临的四化不同步表现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服务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要解决城乡矛盾这一经济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传统二元到一元的结构变迁不同,必须通过四化同步解决城乡四元结构问题,进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和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四化的“协同”发展应形成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新型工业化为主导、新型城镇化为载体、信息化为催化剂的新型四化建设体系。四化协同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一体化新格局,其本质要求是破除制度约束、要素约束,构建符合新型四化协同发展的综合制度框架。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认为这个庞杂系统工程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政府和市场关系等重大问题,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供给结构和发展动力。

  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提出要把“四化同步”调整为“五化同步”,即将服务化纳入四化体系,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主攻方向之一。华中农业大学李志平副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现有制度下,我国金融深化能成为四化协调同步的牵引力量,因此应将其置于高于财政支出的地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颖智博士后等依据特定指标对“三化”同步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农业现代化初步实现和城镇化加速阶段。南开大学杜传忠教授分析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系统性特征,认为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应构建相应的系统推进机制,促进四化融合。江苏社会科学院吕永刚助理研究员表示“新四化”同步发展作为一种新兴发展理念,为苏北新兴工业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新型城镇化问题探讨

  中国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峰期,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城镇化。中国城镇化速度和规模均为历史罕见,这是一个有待破解的世界性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研究员将新型城镇化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市场的城镇化、协调的城镇化、特色品牌的城镇化、集群的城镇化以及智慧的城镇化。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和“新型”的结合体,它既不是模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又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目前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转变不合时宜、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进行制度改革。华中科技大学张卫东教授指出,城市化发展应遵循市场配置规律,改变现阶段由政策不平等带来的资源分布不均的状况,以解决大城市发展的负面效应问题。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教授则明确了土地在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土地相关体制改革和顶层设计的必要性。

  中国城镇化发展规模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高密度的集聚能创造更多收入机会,提高效率,因此要通过市场化改革、农村产权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以及城市行政架构改革等举措来消除人口流动的体制障碍。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也鼓励人口迁移和提高城镇化质量,认为中国借助城镇化的“绿色革命”和“智能革命”或许能驱动并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教授认为,合理的城镇化进程理应挪出而非占有更多耕地,这样能提高生产规模,并能缓解人均耕地少导致的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保证粮食安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陈文科研究员则指出,目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五种扭曲与变形,认为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重视以中小城市、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要避免以加快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为标志的大城市化。

  资源环境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保障稳妥协调地推进新型四化建设,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佐军研究员呼吁要高度重视中国城镇化新阶段的环境保护问题,建立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华中科技大学李昭华教授认为,实行“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参与建设”的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微观主体建设生态城市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保障。 

四、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推动新型四化背景下,市场和政府的职能动态调整更是近年来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教授认为,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才造就了中国经济超常投资驱动力、高速增长和超低波动。他同时指出,在未来的市场建设中,政府应淡出经济发展主角地位,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北京邮电大学茶洪旺教授强调,只有从体制上摆脱来自传统政府强力主导的路径依赖,新型城镇化才能在政府有限主导和市场调节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持续健康发展。北京大学晏智杰教授则强调,我们应继续解放思想,摒弃对公有制尤其是对政府所有制的崇拜,大力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对于政府该如何行使职权以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从有效供给角度展开分析发现,在外部需求短期内难以回升的情况下,政府要放宽准入制度以优化资金来源,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通过增量资金投入带动资本存量进入经济结构调整,同时要打破垄断、推动结构性减税以减少供给成本、扩大消费层次,从而增加有效供给,最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亦指出,我国改革红利的生成关键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小洪研究员则强调,在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如果存在市场失效问题,政府或者其他协调机制也要发挥作用。 

五、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始终与我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相伴而行。在今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我国可能进入合意增长率下降的结构性减速发展阶段,但新的结构红利效应潜力依然巨大。江西财经大学王展祥教授认为,通过改革调整经济结构能释放结构红利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社会进步程度,特别是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学界普遍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方向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复旦大学吴金铎博士认为,主导产业的选择与确定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的关键,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整个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认为,鼓励发展高“溢出效应”的产业政策能有效扭转劳动报酬占比下降趋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中央党校马利军博士等提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在资金和政策保障基础上,逐步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相协调的循环发展模式。深圳经济管理学院高山博士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后提出,我国应以低碳经济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利用信息网络拉动内需,同时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以培育和完善新兴产业集群。重庆工商大学杨文举教授提出要通过大幅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增长。

  同时也有与会代表认为不应忽视需求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贡献。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顺华博士认为三大产业比重并非是经济发达和结构优化与否的唯一标准,他结合湖北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强调:在当前需要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不能通过压缩投资的方式来降低消费能力,而应该以投资促增长。

  面对已发生新变化的国际环境,福建社会科学院黄启才副研究员认为,我国应快速融入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生产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但由于金融危机迫使美国等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加强贸易保护,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召回部分工业产能,致使我国更难获得具有高附加值的国际产业分工。复旦大学宁钟教授等因此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国家价值链是中国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六、减贫问题研究

  减少贫困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问题,与会代表就如何减贫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与交流,主要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及相应的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层面的改革问题。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建国初期至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大量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上海财经大学林珏教授通过案例研究考察了宽甸县农村劳务输出问题,她强调,发展农业经济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小城镇建设等措施对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大作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池振合博士认为,产业结构和产业劳动报酬占比变动是引起总体劳动占比变动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非农化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导致总体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南开大学陈宗胜教授借鉴“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论证了二元经济结构变动确实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产生显著影响。河南科技大学朱云章教授指出,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对“三化”协调发展作用至关重要,需要引入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实现政策设计与农户劳动力配置策略性行为的激励相容。中国人民大学邹一南博士的实证研究表明:向小城市倾斜的投资政策将吸引向大城市临时性迁移的农民工转而向小城市永久迁移,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小城市的投资力度,实现农村劳动力永久性迁移。中山大学潘静博士探讨了家庭决策机制和社会互动效应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湖北省人民政府扶贫办培训部殷雄飞主任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转移并定居城镇主要面临户籍、住房和生存技能等三大障碍。湖南科技大学刘莉君副教授认为,农村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及技术进步变化率的下降等因素是乡镇企业对劳动力吸纳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农村土地资源一直被学者们关注。南京邮电大学徐美银教授认为,土地功能偏好、保障模式差异等因素导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存在明显差异。学者陈爱巧先生则呼吁依靠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和乡村经济的转型与升级,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土地资源流失的现状。

  2008年以来,国家相继延长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出台鼓励创业的税收扶持政策,并将大学生、农民工和城镇就业困难群体等作为扶持的重点,至2012年底,基本实现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政策目标,县级政府财力水平明显提高、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增强,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香港大学杜巨澜教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贫困家庭会因金融约束而无法从简单农业劳动向非农产业转换,从而无法跳出贫困陷阱,而非正规贷款能缓解贫困农户融资约束,从而为其脱贫发挥重要作用。面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改革建议。南开大学郑子龙博士和重庆师范大学全锦炜博士通过构建城乡二元选择动态模型,证实了破除人口迁移的制度性障碍能刺激城乡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徐滇庆教授认为,税制不合理是导致贫富差距逐年增大的根本原因,调整方向应该是大幅度削减企业所得税用于增加可支配收入,改革工资制度之后按收入状况征收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 

七、其他经济问题

  在经济长期增长和宏观调控政策问题上,与会代表也做了交流。武汉大学马颖教授指出,在中国分权化改革背景下,传统财政金融计划体制的逐步解体和金融资源的大量释放导致了不同的区域金融发展格局和区域增长效应。华中科技大学温胡炜博士认为中国高投资率并没有转化为生产性资本,投资质量长期较低。华中科技大学王少平教授则认为,今后宏观调控不应再以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为重点,而应转向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等重要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方面,中国社科院张曙光研究员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两大突出的问题是投资和出口。一方面,投资依赖不断加强,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近期对外贸易波动较大且频繁,净出口额呈下降趋势。对此他认为要通过对外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转型,具体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从引进资金转变为主动对外投资;二是主动走出去做“三来一补”贸易,这既能避免反倾销,又能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张燕生研究员从全球规则动态变化角度分析了上海自贸区问题,他强调,上海应和中央合作推出高标准开放方案,展开与内陆经济实验区之间的合作,共同向西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推进高标准的自贸区战略,带动向西开放和西部开发。上海市社科院杨建文研究员则指出,自贸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自由贸易的问题,而是要在全球关注东亚的历史机遇下建立一个平台,以便利的贸易和投资条件吸引全球资本深入长江流域以带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平稳发展。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